11月3日晚，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论坛之一百九十讲于文理学部教一205教室成功举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金林教授应邀作了题为“共产主义观念的当代重构——巴迪欧与齐泽克的尝试”的学术讲座。出席本次活动的有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礼银教授、周金华副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部分研究生和本科生参加了活动，讲座由杨礼银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王金林教授从苏东剧变后“历史终结论”的产生为引，讲述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二十世纪末所遭遇的现实和理论危机，由德里达“幽灵出没学”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批判引出西方左翼对共产主义的辩护，进而引出当代激进左翼主要代表巴迪欧与齐泽克对共产主义观念的激进重构。

王教授首先讲授了巴迪欧“共产主义假设”对马克思共产主义观念的重构。在巴迪欧看来，共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是对这个世界的另外一种构想，而他要做的则是对这种传统的共产主义观念的激进重构，其“共产主义假设”强调共产主义观念不是纲领，而是康德意义上的范导性观点，是一个对政治规定有用的观念，而不是政治的具体纲领。而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的另一重内涵实际上远离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念，他把共产主义假设等同于纯粹的平等观念， 认为共产主义观念自从有了国家就一直存在，只不过古代的共产主义假设只是雏形和片段。

其次，王教授讲授了巴迪欧从数理逻辑出发提出的“共产主义假设”历史的两大序列。第一个序列是从1792年法国大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第二个序列是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试图以此为当代人定位。同时，巴迪欧又提出两个序列之间有一个间歇期，通过第一个间歇期的规定可以引出第二个间歇期，而当代人正处于“共产主义假设”历史的第二个间歇期当中，言下之意就是存在第三个序列。而对于第三个序列能否开启，巴迪欧认为20世纪的所有政治发明都已失效，所以重新实现共产主义不再可能回归传统的运动与政党，想要颠覆传统的体系和秩序，就一定要在这个体系和秩序之外寻找到一个点。

接着，王教授又以齐泽克与巴迪欧的差异入手，讲授了齐泽克对共产主义观念的重构。他指出，尽管齐泽克十分推崇巴迪欧，但是他对共产主义观念的重构方式和巴迪欧是不一样的，齐泽克重构的最大的特点是通过在历史实在当中发现对抗性，通过这种对抗性来论证共产主义观念的正当性。齐泽克批评了巴迪欧把“共产主义假设”当成范导性的观念，可能会导致恢复第二国际“伦理社会主义”的幽灵，而他则主张要去处理实际社会的对抗性，因为“共产主义假设”的需要产生于对抗性。他还强调不要把“共产主义假设”看成是一个永恒的观念，因为如果把共产主义假设看成一个永恒的观念，那么共产主义所反对的那些对抗性仿佛也就永远存在。

之后，王教授进一步阐释了齐泽克提出的“四种对抗性”。他详细讲解了齐泽克的生态、私有制、科技、隔离这四种对抗性形式，并以基因编辑、知识产权、ChatGPT、贫民窟等作为分析案例，较为直观地揭示了四种对抗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这四类对抗性又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态、私有财产、科技，涉及主体和实体关系方面的对抗性，即主体被剥夺了实体；另一类是新式隔离，涉及主体内部的关系，其中的一部分人成为被排斥者、少数人、被容纳者。齐泽克还强调了共同品（commons）对于恢复共产主义观念及其正当性的重要性，提出要把共同体保持为共同体，就必须有共产主义，否则共同体就会被私有化，共同品要拒绝私有化和财产化，要防止被圈占。

其后，王教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对巴迪欧和齐泽克的共产主义观念进行了辩证评价。他既肯定了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共产主义观念上的重构意义，又批判了他们的问题。他特别指出巴迪欧与齐泽克的共产主义观念都存在着“生产的空场”，忽视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共产主义的实现中的重要意义。

此外，王教授还与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了亲切交流，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陈茁、硕士研究生张帆、赵伟业就齐泽克思想中的矛盾性、革命主体、革命组织等问题向王教授请教，王教授都逐一做出了耐心而细致的解答，在场师生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最后，杨礼银教授为讲座做总结并对王金林教授的精彩讲授表示感谢。她指出，对于西方学者共产主义观念的研究，要处理好“他者”与“自身”的关系，既要把握共产主义观念的共性，也要注意不同社会条件和制度文化背景下的差异性认识。（图文：张帆）